大導演李行的過世，似乎意味著，台灣又失去了一股不受政治或市場控制的電影清流。
戒嚴時期，台灣電影大致可分為兩大主流，一是男歡女愛的所謂「三廳電影」，另一則是宣揚抗日、反共的「愛國電影」。但李行卻獨樹一格，把重心放在台灣本土，從民間取材。很多人都知道，1965年《養鴨人家》捧紅了唐寶雲，然而個人認為，該片真正的主角是鴨子。父女二人趕著數百隻鴨子經過連綿的稻田，蔚為壯觀，正是近年再度盛行的「鴨間稻」。除了農村風情之外，片中的野台歌仔戲，也是展現台灣文化的重要元素。
李行更將關懷面延伸到當時能見度不高的客家文化。《小城故事》（1979）以三義木雕為主題，片中還出現難得一見的客家三腳採茶戲。《原鄉人》（1980）為客籍作家鍾理和的故事，主題曲之一「原鄉情濃」的旋律實改編自台灣客家歌謠「山歌子」。為了呈現鍾理和夫妻到東北奮鬥的歷程，特地遠赴韓國取景，冰天雪地的畫面，配上鄧麗君演唱的主題曲，令人動容。
然而，這部片角逐金馬獎卻只得到最佳童星及插曲獎。當年的最佳劇情片是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同樣以批判共黨統治為主題的《皇天后土》則拿到「最具時代意義特別獎」，與政治沾不上邊的《原鄉人》則連入圍都沒有。這不禁讓人想起鍾理和在小說《笠山農場》獲獎前，著作屢遭退稿，恐怕就是因為內容不合「戰鬥文學」的精神而難以得到青睞。
解嚴後，本土電影翻身為主流，國內導演把焦點集中在台灣的歷史與文化，李行卻轉而致力兩岸電影交流。他畢生的最大遺憾之一，就是大陸不參與金馬獎了。
平心而論，加強兩岸影視交流，截長補短，很有機會激盪出意想不到的創意。像侯孝賢監製的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、《金城小子》，都可以看到對大陸的人文關懷。可惜由於政治的影響，兩岸難以更進一步，實現強強聯手、進軍國際，甚而與好萊塢互別苗頭的理想。
或許李行電影的核心理念，就是這種深厚的人文關懷吧？因為堅持理想，所以不趨炎附勢，既不刻意討好當權者而歌功頌德，也不會為了取悅大眾而降低品質。他像個鐵骨錚錚的讀書人，彷彿離「政治正確」、「市場正確」都有段距離，威權時代如此，政治轉型後一樣不變。